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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稿时间:2020-08-13 01:33:57

                                                        此外,也有一些基层干部表示,一切按部就班就意味着“等、靠、要”,在一些光鲜政绩的背后,不排除是踩着政策红线干上去的。基层干部对事情的来龙去脉心知肚明,甚至亲自参与了其中可能存在的违规行为,一旦正面典型经不住时间考验,事后被曝出问题,参与干部就难辞其咎。不应对“匿名化”现象熟视无睹8月12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刊文剖析了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原党委委员、巡视员索朗群佩(正厅级)严重违纪违法案。文章披露,2016年初,不法人员尼某某为首的敲诈勒索团伙以掌握索朗群佩出入娱乐场所的照片、视频和部分违纪事实为要挟,对其进行敲诈勒索。

                                                        原来,宣传部门担心个别领导会因为多了谁或少了谁的名字而“有意见”,故保险起见,所有人的名字都不出现。而当基层干部接受媒体的调研采访,特别是涉及困难和问题时,更不敢公开表达意见。不久前,半月谈记者在朋友圈转发了一篇关于少数地方统计数据“掺水”的报道,一位县长很快留言“上面层层加码,基层情况确实如此”,不到一分钟,这条评论就被火速删掉了。出于保护受访者的需要,半月谈记者往往会尊重受访者的“匿名”请求。报道刊发后,不少基层干部纷纷点赞,认为写到了大家的心坎上,但敢在朋友圈转发的寥寥无几,个别干部一时兴起评论几句,也会连忙删去以防有人对号入座。然而,当半月谈记者过一段时间再次见到匿名受访者,问起原有痛点、问题解决得如何时,往往会得到“还不是和过去一样”的丧气回答。就这样,一种新的治理悖论渐渐形成——越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越需要匿名反映;越是匿名反映,问题往往越难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长此以往,基层干部期待落空,变得“无力吐槽”,甚至“佛系万岁”。干部“匿名化”折射基层治理两个困局

                                                        所以观察不同国家的发展道路、竞争优势,单单靠“数钱”来比较,是绝对不可靠的。

                                                        那么,中国政府在决策的时候,在讨论未来发展方向时,到底应该模仿效法西方的所谓高收入、高消费社会,还是要发展我们中国有几千年传统的小康社会——并不需要收入特别高,当然我们要摆脱贫困。在我看来,小康社会反而是更可持续,更有竞争力的。

                                                        其实很多科学问题看起来是荒唐的理论,比如太阳是不是从东方出来的,那还用说?但天文学家发现,不是太阳从东边出来,而是地球绕着太阳转。最先开始讲这个道理的哥白尼,书不让出版,临死时才敢发表,后面拥护哥白尼的物理学家伽利略要被监禁,布鲁诺被烧死,都是因为科学的真理看起来违背常识,就受到社会舆论的讨伐。

                                                        金融危机以后,如果再考虑这一次的新冠疫情,我观察到的情况正好相反。西方高收入国家正面临非常严重的困境,西方发达国家面临的社会危机要远比世界银行所谓的中等收入国家严重。所以我提出了一个相反猜测,叫“高收入的困境”。

                                                        是假设所有的经济都是市场化。然而对中国和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其实市场化的经济比例并不是很大。如果你是农民,有自留地,里面种蔬菜,养鸡下蛋,你是可以自给自足的。你自己盖的房子,也是不需要交租的,政府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对农民的住房收什么房产税。这些都是构成基本生活的重要部分,但并不需要花多少钱。

                                                        在详细解释这段话前,我先为大家介绍一点背景资料。

                                                        一是问责泛化,担心被追责。“提意见就像迎风吐口水,吐自己一脸。”一位基层干部无奈地说,面对问题时,提意见的人很可能变成“接锅侠”,谁反映问题谁解决问题。一旦具名反映的问题引发关注,当事人及相关责任人难免会被问责,且面临问责泛化、加重的风险。中部某市一位组工干部透露,当地在处理一起引起舆论强烈关注的热点事件时,一位上任仅3天、与事件毫无瓜葛的分管领导被追究领导责任,他认为这样处理不公平,帮忙从中解释,结果被上级批评不讲政治,差点儿也受到处分。一些基层干部表示,同一个问题,单位内部核查发现后,整改即可;问题被捅到上级,引来调查组,反映问题的干部因自曝家丑,很容易被“晾起来”;一旦反映到媒体,引发社会关注,首要工作是应付舆论,整改反成了次要任务,涉事干部轻则背负处分,重则罢官免职。如实具名反映问题,成为基层干部最不愿选择的一种方式。二是评价机制不健全,情愿被顶替。做出成绩时,地方大多强调“都是领导重视、各级关心的结果,领导能力强”等等,把功劳推给领导;当问到自己做了哪些工作时,普通干部纷纷摆手,“咱就是个干活的,不值一提,别写我名字了”。一些基层干部表示,由于缺乏日常的考核评价标准,干好干坏取决于主要领导的评价。工作中,既不能抢领导“风头”,还要千方百计把“功劳”全部算到领导头上,给领导“争光”。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忠武说,基层干部遭遇“匿名”,容易打击他们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明明是自己完成了工作,却在工作总结或对外宣传上移花接木,这样容易让干部寒心。”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如果不说明白,西方国家就不知道怎么看待中国崛起,中国也不知道如何评估自己的实力。